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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它假定工资博弈双方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不把通胀因素考虑在内。

将市场作为实现政策目标的工具而非基本制度，给中国改革带来严重后果 中国经济时报：那么，将市场作为实现政策目标的工具而不是经济与社会运行的基本制度，对中国改革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张曙光：首先，它使得民众对于经济政策与自己的收益缺乏稳定的预期，并且对自己所持有的财富缺乏安全感。一是根据以前的经验，继续推动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和股份化。

改革开放初期，理论界批判了兰格模拟市场的观点，但是，并没有把握米塞斯和哈耶克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精髓，再加上固有意识形态的羁绊，兰格的模拟市场论就以另一种方式（市场工具论）回到了这里。吴敬琏教授则是一直坚持市场经济理念的经济学家。这就为进一步的改革提供了可能。要根本解决问题，就得把租金和利润分开，他的建议是，先收租，再分利，收租和减税并行。不过，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经济学家在争功的同时，是否也想到了自己的责任？强调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方式是否就是对市场经济的完整理解和准确把握？市场经济工具论的根源是不是由此而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否与我们对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认识和理解有关系？这是值得理论界认真思考并给予明确回答的大问题。

铁路改革借此有可能后来居上，还可以为整个国企改革提供经验。其次，在缺乏明确的产权制度与市场规则保障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很容易出于自身利益而实施扭曲性的政策，进行寻租或设租，官员也肆意贪腐。所以,除了有效的市场，还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经常面临一个困境：即使国内有资金，要投资必须从国外进口一些机器、设备、原材料，而国外进口就需要外汇，他们经常受限于外汇不足。因为从1978年到2007年的19年间，我国年均消费增长7.7个百分点，在世界上是很高的水平，但在投资拉动受到最严厉质疑的2008年至2012年间，消费增长年均是9.1%，比原来的水平还提高1.4个百分点。显然，既能提高生产力、消除增长瓶颈，又具备较高经济和社会回报的投资领域众多。我国改革开放后与它们的发展的轨迹、道路、模式一致。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前提是什么？应该有比较准确的价格信号，因此，我们应该继续深化市场改革，提高价格信号的准确性，为利用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创造条件。应该采取哪些反周期的措施？以刺激消费为主，还是继续以投资拉动为主？这在国内各界争议较大。

到下期将转化为生产力，国民经济就能增长，收入就可提高，提高的收入可以再用来支持投资和消费的增长。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已跻身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2012年我国人均收入达6100美元。在此状况下，应该以投资，当然指的是有效的投资，作为反周期措施。编者按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表述，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按照国际标准，人均收入达到12700美元，就属高收入国家。  必要时采取反周期的刺激政策 但以投资拉动为主，前提必须是有效的投资，即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投资，而非低水平的重复投资。在我国，经济增长以投资拉动多年，是否还能找到有效投资的机会？只要仔细分析，机会很多。我国还是财政状况很好的国家，更何况地方投资平台的负债并非像其他发达国家是用来支持消费的，没有物质作为抵押。

我们必须深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充分挖掘后发优势的潜力。韩国1977年的人均收入也是美国的21%。

因此，我相信，只要我们根据当前的国际金融经济形势，必要时采取一些反周期的刺激政策，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就能维持在所期望的水平。利用比较优势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经济。

其理由是，中国存在很多体制机制性的问题，这种体制机制性问题未导致危机，是由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快。而不论是技术创新，还是产业升级，都离不开投资。我粗略估算，如果我们国内生产总值十年翻一番，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7.2%，但我们2011年的增长速度是9.3%，2012年是7.8%，因此从2013年到2020年，如果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我们应该有的增长速度是6.8%。  2020年我国有望成为高收入国家 通过利用后发优势的潜力，经济增长速度提升，资本加速积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速度也会随之加快。那么，到底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我认为，关键的是，要分析2010年一季度以来连续13个季度的经济下滑的真正原因。从目前的国际经济增长态势看，短期内发达国家很难走出困境，造成我们的外在需求相对疲软，这种情形可能持续相当长时间，以消费拉动作为反周期的措施，是无源之水，不可持续。

  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由于是国际周期性因素，为维持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必须采取反周期的经济措施。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为什么认为中国还有20年左右的时间可以维持8%增长的潜力呢？众所周知，经济增长在本质上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五年来，这些政策所支持的投资和消费，在缺乏新的刺激因素的状况下，增长率下滑是一个必然。

目前，经济增长速度节节下滑，体制机制性的矛盾就要爆发。经过33年的高速增长和对外开放，我国也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成为全球对外贸易最有活力、最开放的经济体，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出口国。

如此，中国完全有可能继韩国和我国台湾之后，成为第三个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再成为高收入的经济体，这对于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对世界经济复苏和稳定也必将做出巨大贡献。东亚经济体，之所以能够成为二战后少数几个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的国家，再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就是因为东亚经济体一直都是市场经济，同时有一个有为的政府。所以，造成中国2010年后连续13个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外因，即发达国家尚未摆脱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霾，经济发展滞缓，对其他国家的出口需求不振。如此，投资和消费均可得到有效促进和支持。

如是后发优势的利用让它们实现了20年7.6%-9.2%的增长，就代表这个后发优势让我们还有20年年均8%增长的潜力。唯一能支撑经济较快速增长的是消费，在此状况下，显然，2010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并非是体制机制所致，也并非我们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使然，而是国际周期性因素引致。

鉴于此，我认为，政府作为反周期的财政空间依然很大。根据有关统计数据，地方投资平台的债务为10万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2%，两者加起来的负债也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

这是三中全会的一个亮点。■解决政府对资源配置干预过多问题 ■解决市场体系不健全、真正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问题 ■解决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一些歧视性规定，包括消除各种隐性壁垒设置等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指导我国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化五位一体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1995年，个体经济2529万户，从业人员4614万人，而到2012年底，个体工商户已达4059万户，从业人员约8000万人。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成员、社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专门为本报撰文，就市场决定性作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进行系统阐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新提法、新论断，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阶段为进一步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而提出的新指针，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是要搞好宏观调控，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防止大起大落。

为了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提法，代替过去沿用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提法，新的提法对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作用表达得更加明确，更加鲜明。到上个世纪末，中国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所以，我们必须加快建立现代市场体系。一些中央部门则热衷于维持审批体制，追求部门利益，有些官员甚至搞权钱交易，违法牟取私利。

第三，解决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一些歧视性规定，包括消除各种隐性壁垒设置等问题。这说明，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存在政府越位和缺位现象，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市场机制对于社会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